瞿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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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觀開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fā)展道路，推動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更加深入。堅持唯物史觀與堅定歷史自信密不可分。唯物史觀在新時代實現(xiàn)了新的深化和拓展，讓我們的歷史自信更加堅定。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歷史的學習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歷史，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fā)揚經驗，吸取教訓”。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堅定歷史自信，必須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歷史、把握大勢。
唯物史觀開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道路，為堅定歷史自信奠定學術基礎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歷史很重要，如何認識歷史更重要。100多年來，中國歷史研究成果豐碩，歸根結底是因為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接續(xù)努力，開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fā)展道路。這條發(fā)展道路所具有的開創(chuàng)性、民族性、廣泛性特點，為我們正確認識歷史、堅定歷史自信奠定了學術基礎。
開創(chuàng)性。唯物史觀對于百年前的中國史學界來說是新事物。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理論建設上，二是理論與中國歷史研究結合上。代表理論建設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是李大釗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這本專著論述了什么是歷史、什么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tǒng)、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系等內容，是我國馬克思主義者構建史學理論的最初嘗試。代表理論與中國歷史研究結合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是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該書寫道：“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在這兩部著作的影響和帶動下，一批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zhàn)中嶄露頭角，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鍛煉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隊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不斷涌現(xiàn)。
民族性。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苦年代，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歷史的邏輯闡述了對民族前途的信心。1938年，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一書中寫道：“自從民族抗戰(zhàn)開始以后，中國的歷史又走上一個變革的過程……中國歷史的這一偉大轉化，直接是使中華民族躍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這一勝利之獲得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與此同時，胡繩在同年7月出版的《辯證法唯物論入門》中也寫道：“當前的抗日戰(zhàn)爭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實踐……在抗戰(zhàn)中我們是更清楚地了解了，用怎樣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才能最有效地消耗敵軍力量，加強自己軍力而最后擊退敵軍”。正是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中，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堅持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正確運用歷史思維，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道路體現(xiàn)出民族性的特點。
廣泛性。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越來越深入群眾，體現(xiàn)出廣泛性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相繼出版、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探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章的大量發(fā)表，引發(fā)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廣泛傳播，50年代關于中國歷史上若干重大問題的討論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展開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反思中走向進取，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史學的發(fā)展打下良好基礎。2004年，黨中央啟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史學概論、中外歷史及各種專史方面產出更多重量級成果，也讓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更大范圍得到廣泛傳播。
唯物史觀推動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更加深入，為堅定歷史自信奠定群眾基礎
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啟發(fā)下，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陸續(xù)出版了關于中國社會史和中國通史的著作。這些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編撰的學術著作，推動中國人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持續(xù)走向深入，逐步堅定歷史自信。
在社會史方面，呂振羽在1934年出版了《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這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史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鄧初民在1940年、1942年先后出版的《社會史簡明教程》和《中國社會史教程》，曾作為高校教材，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史觀產生重大影響。1947年侯外廬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史》（后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關于古代社會史研究工作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著作，具有標志性意義。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社會史方面又推出了許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在通史方面，1941年、1948年，呂振羽出版了《簡明中國通史》上、下冊，作者說此書基本精神“在把人民歷史的面貌復現(xiàn)出來”。范文瀾編著的《中國通史簡編》20世紀40年代初出版，該書的特點是肯定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按照社會形態(tài)劃分中國歷史發(fā)展階段，闡明中國歷史螺旋式的發(fā)展特點。翦伯贊在1943年、1946年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史前史與殷周史、第二卷秦漢史，作者運用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相結合的方法，把中國史置于世界史的環(huán)境加以考察。新中國成立后，編撰中國通史成為熱潮。舉其要者，有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前三冊、范文瀾和蔡美彪主編的10卷本《中國通史》、白壽彝總主編的12卷本《中國通史》等。其中，白壽彝總主編的12卷本《中國通史》規(guī)模宏大、體例新穎、古今貫通，堪稱傳世巨著。
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編撰的這些社會史、通史著作，推動了人們對中國歷史多方面的深入認識：第一，中國擁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幾千年來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第二，中國這塊富饒的土地上曾經有許多部落、部族、民族生息繁衍，經過千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中華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第三，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雖然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的奮起反抗屢遭失敗，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終于贏得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第四，人類的歷史因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不同而構成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適合時代發(fā)展要求的正確道路。第五，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第六，黨的百年奮斗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今天的中國人民堅定歷史自信，煥發(fā)出前所未有的歷史主動精神、歷史創(chuàng)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書寫著新時代中國發(fā)展的偉大歷史。
唯物史觀在新時代實現(xiàn)了新的深化和拓展，為堅定歷史自信奠定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fā)展的開放的理論，始終站在時代前沿。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唯物史觀也是如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作為人類認識歷史的唯一正確的歷史觀，唯物史觀在新時代實現(xiàn)了新的深化和拓展，為我們堅定歷史自信、堅信黨和人民必將用新的奮斗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偉業(yè)奠定了理論基礎。茲舉兩例，以概其余。
一是提出“堅持人民至上”。李大釗在《唯物史觀在現(xiàn)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指出：“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現(xiàn)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我們應該自覺我們自己的勢力，趕快聯(lián)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chuàng)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相信人民群眾和肯定人民群眾的歷史創(chuàng)造作用，是唯物史觀的本質所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人民至上”，將中國共產黨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思想傳統(tǒng)和百年實踐提高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至上的高度，成為唯物史觀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
二是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秦漢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司馬遷的《史記》是最早記述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面貌的偉大著作，這一歷史撰述傳統(tǒng)對后世歷代正史撰述產生了深遠影響。秦漢以降歷朝歷代的民族關系中，歷史文化認同作為一條主線貫穿始終，顯示出各民族共同開拓中國疆土、共同創(chuàng)造中華文化、共同澆灌中華文明、共同構筑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共同譜寫中國歷史的特點。一個偉大的民族共同體，必然有偉大的精神力量來維系和鞏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在中國歷史中傳承發(fā)展的結果，也是唯物史觀自身發(fā)展的表現(xiàn)。
從提出“堅持人民至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我們不但看到了唯物史觀的最新發(fā)展，更能認識到蘊含在中國人民中的磅礴偉力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是我們堅定歷史自信、堅信黨和人民必將用新的奮斗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偉業(yè)的理論基礎所在。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2年11月07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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